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人口学方面经历着两个重要变化：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以及由农村进入城镇的流动人口的迅猛增加。人口老龄化与国内人口流动这两方面的变化相互间有没有影响？西方现有有关移民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情况？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有必要考虑中国户籍制度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以及农村移民主要以低技能劳动力的形式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为此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刻画了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决策与其年龄的关系，并基于这个模型分别用微观与宏观数据就老龄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图1演示了我们理论模型的主要思想。这里，我们设想农村人口如果进入城镇就业，其收入随年龄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移民以低技能劳动力为主，他们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体力。20到35岁是青壮年农村移民体力最佳而收入也最高的年龄段。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就业不仅仅取决于其在城镇可能获得的收入，还受到其在农村可能得到的收入的影响以及其由于离开家乡需要承担的家庭分隔的成本。

我们设想由于大多数农村人口难以在城镇安家，因而常常是夫妻分居、难以照料子女与家中老人。而这些成本在成家后都随年龄增长而显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文献中也提到农村人口在年轻时通常都会有一些通过招工进城的机会，考虑到这些机会成本，以及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我们因而设想整体的家庭分隔成本随年龄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关系。

最后，我们在模型中对农村人口如果留在农村可能的收入做了一个简单的不随年龄变化的假设。如图1，综合而言，农村人口的最优决策是在人生中体力最好、家庭分隔成本最小的一段时间内流动到城镇劳动力市场。这段时间的长短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家庭分隔成本的左右。而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这个成本必然会逐步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收入的整体相对提高，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的年龄区间也将进一步缩短。

如果我们从经济体整体效率的角度考虑，由于户籍制度导致农村人口无法在城镇定居而产生的家庭分隔成本显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损失。如图所示，农村人口在城镇的生产力比其在农村的生产力要高，而且是在各个年龄上都高。因此，这些人只有一直都留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工作才是最有效率的。但是由于有家庭分隔成本的存在，这些农村人口只在人生中一部分的年龄段上选择在城镇工作。

那么农村人口流动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图2是我们根据2005年1%人口普查数据对农村户籍人口的年龄分布以及各个年龄的农村人口的流动到城镇的情况做的一个基本描述。

如图2所示，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的比例在20岁之后是随年龄增加而不断下降，特别是在30岁之后，这种下降趋势更加剧烈。很难想象这些30出头的壮年劳动力是因为在城里的收入不如在农村家乡而离开城市。对现实情况的理解让我们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家中上有老小有小需要照顾而被迫返乡。为了检验这一假说，我们通过一系列回归分析考察家中是否有兄弟姊妹，以及兄弟姊妹的数量对于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家庭状况确实会影响移民决策：1）已婚人口移民的概率更低；2）有兄弟姊妹与移民概率呈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没有兄弟的个体移民的概率更低，兄弟越多移民的概率越高。姊妹的存在以及数量对移民的影响与兄弟类似但程度稍弱。随着人口老龄化，兄弟姊妹数量也将进一步减少。如果我们的分析是准确的，那么农村人口流出的比例也将更少。

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省级宏观面板数据对老龄化与人口流动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图3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通过省级平均人口在1982年到2005年的变化情况做了一个刻画。我们用了这期间的各个子时间段，以及其他人口年龄指标做了分析。各个分析反应的情况都比较类似。如图3所示，1982年中国各省的平均年龄从18岁到26岁都有比较分散。到了2005年，虽然各个省份的平均年龄都增加了，即对应的点在45度线之上，但那些1982年平均年龄比较小的省份的平均年龄的增加总体更多一些，而那些1982年平均年龄比较大的省份的平均年龄的增加更少一些。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各省的平均年龄呈现了一种总体增加、相对聚拢的长期态势。考虑到1982年平均年龄比较小的省份多为经济不发达省份、人口流出省，这些省份平均年龄的增加也就会导致整体人口流出的减少。又因为这些省份的人口老龄化情况相对全国整体情况更加严重，所以我们应该会看到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的减少比通过全国的年龄结构分析得到的结果更加严重。

在对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我们主要考察各省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其人口流向其他各个省的影响。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在分析中考虑了各个省份之间的地理距离、经济发展情况、外国直接投资情况、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天气情况、制造业就业比例、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失业率、人均收入等等。而为了避免年龄结果变化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还进一步使用来源省每万人医生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基于各种不同设定的分析结果，我们的整体认识是老龄化确实会对人口流动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移民流在各个目的省份间的分布对于省际地理距离、是否邻省，以及目的省份人口中有本地户籍的比例随着来源省平均年龄的增加而变的更加敏感；那些人口老龄化较严重的省份流出的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将更加不均衡，来源省的老龄化加重与流向各个目的省的人口的更加不均衡相关联。

以上基于宏观数据分析的认识进一步印证了家庭分隔成本在老龄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说年轻人在各个地区间的流动还有一些是在探索发现各种潜在机会，对经济回报还相对没有那么敏感；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人口流动的经济目的变得更加明确、对远距离流动也将更加敏感，人口流动的方向也将更加集中。如果不能在跨省流动中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农村人口将更多地在省内流动。

我们对于老龄化与人口流动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并非基于某一特定政策，但我们的分析显示随着农村人口更容易在城镇安家，也许会有助于缓解用工缺的情况。此外，我们对人口流动流向与强度，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的分析对产业规划也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原文刊于《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2016年4期，原标题为“老龄化与人口流动：来自中国的宏微观实证分析”，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经济系教授Örn B. Bodvarsson,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经济系教授侯维忠、以及厦门大学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沈凯玲教授。）